石定寰:国务院原参事,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秘书长。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剂量与防护专业,曾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0年进入国家科委,历任国家科委预测局副处长、工业技术局副局长、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正局级)、工业科技司司长、工业科技司副司长兼火炬计划办公室主任等职。
“浓浓火炬情,殷殷报国志”。这是国务院原参事、科技部原秘书长、原火炬计划办公室主任石定寰用41年科技工作身体力行所诠释的情怀与信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科技部火炬中心成立30年,作为推进火炬计划工作具体实施机构,火炬中心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为己任,大胆探索,不断创新,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向前发展。11月19日,石定寰接受记者专访,回忆火炬事业孕育、创立,曲折探索、不断向前发展的那段峥嵘岁月,把大家拉回到那段不平凡而又伟大的历程中。
“国家科委于1988年6月建立火炬计划办公室,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与火炬结下了不解的情缘,感到无比光荣。从1988年到1991年,3年火炬办的工作经历,打开了我看待科技事业的视野,提高了自己的才干,增强了科技报国的强烈愿望。”石定寰说,他希望,未来火炬能够越燃越旺,真正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结缘火炬孕育一项伟大计划
成长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石定寰接触科技研究工作是从1973年进入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开始的。他说,自己是在清华大学学工程物理的,从事科学研究可谓是本职工作。
“1978年3月,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科学论断,此后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科技工作的观念。”石定寰回忆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全国各地才掀起了一股热爱科学、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风气,我国也迎来了科技事业的春天。
同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应对新的挑战,中央在若干个高科技领域进行研究部署。
1980年,国家组织对能源政策进行研究,希望在能源领域形成系统化的政策研究体系。此时,还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工作的石定寰参与了这项调研。“当时国家科委希望在科技领域能统筹协调,围绕国家方针政策,研究重大战略,制定相关政策。”石定寰说,他于1980年5月进入国家科委二局能源处工作,参与能源政策研究。
1984年初,宋健主持国家科委工作,积极贯彻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更加致力于科技力量的统筹协调、科技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以及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部署。
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掀开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篇章。“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从减拨事业费入手,使大多数科研院所走上一条面向市场、与经济相结合的新的发展道路。”石定寰表示。
石定寰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正是在这个决定中,中央首次提出“选择若干智力资源密集的地区,采取特殊政策,逐步形成具有不同特色的新兴产业开发区”。
1985年4月,国家科委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关于支持发展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请示》,建议在北京等几个科技实力雄厚的城市试办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上世纪80年代初,为发展高技术,国家出台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1986年又开始实施“863计划”。“但这些计划大都是指令性计划,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科研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并实现产业化。国家迫切希望有个新的计划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回忆当时的情形,石定寰感觉仍历历在目。
1987年12月,中共中央调研室、国家科委等7个单位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调研。调查报告在肯定了“电子一条街”成就和经验的同时,建议在中关村地区建立科学工业园(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给予优惠扶持政策。报告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那个时候在中关村地区涌现了信通、四通等民办企业和柳传志等企业家。”石定寰回忆说,当时的这些民办企业提出:“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方针,具有很强的超前性。而当时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一方面希望依靠科研院所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依靠民办企业的力量。“火炬计划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萌芽。”石定寰说。
1988年5月,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位于中关村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诞生。“这是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试验区,第一次把科技与产业结合起来了。”石定寰说。
“伴随着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诞生,国家科委于1988年6月建立火炬计划办公室,我作为第一任火炬计划办公室主任,与毕大川、张秉福、邹大挺、罗迎难等同志一起,在‘火炬司令’李绪鄂的带领下,开始着手制订火炬计划实施纲要。”
石定寰回忆说:“当时要求编制的火炬计划实施纲要历经四五稿,主要说明火炬计划的宗旨、任务、内容、目标,怎样实行等。它不是一个指令性计划,而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地方融资、对外开放等市场手段,以市场机制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商业化的指导性计划。
石定寰表示,火炬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探索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造一个良好的局部优化的社会环境,鼓励人们创新创业,同时大力鼓励民办企业发展,把民办企业作为实施火炬计划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当时发展高新技术的主体机构是国家长期培育的科研院所、大企业、军工力量,这支队伍是主力军,而火炬计划首次提出要‘大力鼓励民办企业发展,把民办企业作为实施火炬计划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这一点具有创新性,因为当时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科技人员创办的民办企业还较弱小,甚至不被重视。”石定寰说,“发展高技术就希望依靠‘两条腿’走路,更加重视这一生力军的作用。”
“在内容制定上,我们当时学习参考了国外如何使用社会资本的经验,引入了现在的风险投资的概念,同时参考了美国硅谷、我国台湾新竹的经验,草拟了以‘高新区、孵化器、科技贷款、两型(科研、管理)人才、国际合作交流’等内容为主体的火炬计划雏形。”石定寰说,这样的计划在当时来讲,是绝无仅有,而且无章可循,火炬计划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988年8月6-8日,原国家科委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第一次全国火炬计划工作会议。从此,火炬计划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千百万科技大军,肩负起开创中国高新技术及产业、夺取战略制高点的历史重任,揭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序幕。
石定寰回忆说,在会议召开前夕,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听取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中科院等部门针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汇报,明确指出,“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火炬计划是推动我国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重要计划,要求3个计划相互协调、配合、支持,形成一个整体,共同致力于我国高新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可以说,火炬计划是党中央批复的,是党中央赋予了其崇高的历史使命,这也是火炬计划首次被中央高层肯定。”石定寰说。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虽然火炬计划拉开了帷幕,但正式实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包括政策如何推广,资金如何筹备等。
石定寰回忆说,因为火炬计划只是一个指导性计划,经费来源除了国家划拨部分资金外,更多的要依靠银行贷款、金融机构投资和企业自筹资金。但在初期,国家的经费来源以及政策补贴弥足可贵,要拿到这笔费用和政策补贴,还需要不断地做工作。
为寻找经费来源,石定寰等人在李绪鄂的带领下四处奔走。他清楚地记得,为了让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享受当时的国家新产品减免税政策,他们前往相关部门说明情况,希望争取政策支持,大家从上午10点多开始一直等到下午2点,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还要考虑考虑”。
“像这样遭到拒绝的例子还有很多,甚至还经常吃闭门羹,但为了推广火炬计划,我们虽历经艰难,但始终没有放弃。”石定寰说,经过多次努力,火炬办最终拿到了国家科委划拨的400万元起步经费以及银行的2000万元贷款额度指标。这些钱要用于很多方面,包括火炬计划项目垫资,支持国家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器)建设,培训一批既懂业务也懂管理的两型人才,宣传火炬计划和洽谈国际合作。
此外,石定寰等人在李绪鄂的带领下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1991年,原国家税务局批准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决定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给予高新区企业“两免”税收优惠。
同时,为了加快与国际上的交流,火炬办希望有关部门能让高新区人在出国办理签证上简化出国手续,一年能够多次往返,为此他们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努力。
在推广政策上,当时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发挥科研院所、大企业、军工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在李绪鄂的带领下前往中国船舶研究院,把火炬计划情况介绍给时任中国船舶研究院院长陆建勋后,他专门组织旗下二十多个院所制定了火炬计划项目。”石定寰回忆说,这是当时国家大院大所对他们最大、最集中的一次支持,同时还包括航天研究院、原子能所等大院大所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了。二是依靠民办企业,特别是通过孵化器来推广火炬计划。
火炬计划的推广,让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为代表的产业化载体得以迅速发展。
为复制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经验,火炬办希望中央在北京的基础上批准南京浦口、武汉东湖两地为新的试验区,让星星之火燎原华夏大地。
1989年,李绪鄂、石定寰以及北京市原副市长陆宇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原主任胡昭广等人一起对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进行调研,并一起向国务院汇报了发展情况。“调研组认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办了一些具有新的体制的企业,对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具有重要影响,可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建议继续加大支持,并推广北京经验,后被中央决策采纳。”石定寰说。
“正是这一决定拉开了我国高新区扩容的步伐。”石定寰说。1991年,国务院批复建设了26家国家高新区,让国家高新区的队伍不断壮大,让火炬开始燎原中国大地。同时,国务院发布1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国发[1991]12号)》,明确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扶持政策,尤其是高新区内的企业可以享受“两免”的优惠政策,以及科技人才在出国方面的便利等政策。
为何1988年国务院批复建设的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此后都冠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此,石定寰解释说,把北京叫做“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因为当时缺乏高技术,涌现的多是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国际通用叫法。
“但同时,科技领域也不断涌现航空航天、原子能等高技术。”石定寰说,当时他和李绪鄂都赞同把“高”和“新”两个字放在一起。但到底是“高”在前,还是“新”在前,当时也引起了一番讨论。
“我和李绪鄂都认为,‘高’一定是趋势,才能体现科技的权威和制高点。”石定寰说,最终确定了“高新技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汇。
为推广宣传火炬计划,争取国家建设更多的高新区,1991年,原国家科委在筹办纪念火炬计划实施3周年活动时,会同中关村等科技园区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了5集电视文献片《火炬计划巡礼》,每天晚间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一集,大约5分钟,连续播放5天。恰巧这一节目被邓小平同志看到,并通过邓楠(邓小平女儿,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了解火炬计划的全部情况。听后,邓小平很感兴趣,并说“这个计划很好,愿意为这个计划题词”。
石定寰回忆,当时正值“863计划”5周年纪念会议和国家高新区第一次工作会议——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在差不多的时间召开,于是他们为邓小平题词提供了几个参考,其中一个题词是“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后来,邓小平改了一个字,最终确定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石定寰强调,这个题词是为两个计划题的,前半句针对“863计划”,后半句针对火炬计划。而且这完全是邓小平同志个人看到电视,主动要求题词的。在他看来,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充分肯定了火炬计划的战略地位,更加坚定了他们让火炬事业燎原中国大地的信心。
对于火炬标识的来历,石定寰回忆说,当时火炬办向全国征集作品,最后他与李绪鄂对其中一个作品很满意,经过几天的思索、修改,最终形成现在的由“CTP”组成的火炬标志。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插上了火炬的标志,国家高新区的队伍也达到了169家。谈及此,石定寰很引以为荣。他说,火炬旗帜能插遍全中国,国家高新区能不断壮大,就是对他们工作的充分肯定。“过去受的再多苦、再多累也值得。”
筚路蓝缕再启山林
对于火炬计划,石定寰认为,这是在当时人们思想还不够解放、多个部门存在争议的背景下,中央大力支持,国家科委独立制定的我国首个指导性计划,开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历史进程。
“1988年到1991年,我参与了火炬计划实施中艰难前行的3年,这是我国火炬事业照亮中国大地的开始,我参与和见证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兴起阶段。我认为,火炬计划对我国科技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高新区、孵化器的建设,营造了一个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环境;提高了民营企业、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育了很多企业家,包括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都是在那个时代起来的;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给地方科技工作开辟了广阔的舞台;加快了国际化进程,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科技位势;调动了科研院所参与火炬计划的热情,成为科技与经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结合的纽带。”石定寰说。
石定寰认为,火炬计划把握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机遇,促进了科技体制改革,加快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改变了科技的业态,从只存在于象牙塔里的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融入到全社会、市场、整个经济产业的大体系。
为加快推进火炬计划,1989年10月,在原国家科委软件开发中心的基础上,将其重组为火炬中心,与当时的火炬办一起合作,承担推广火炬计划、融资、火炬项目对接等工作。“当时火炬办是发挥政策制定、宏观管理的作用;火炬中心则承担火炬计划推广宣传、融资、具体执行等工作。”石定寰说。
此后的1991年,火炬办与火炬中心重组组成新的火炬中心,集中推广火炬计划。
在石定寰看来,科技部火炬中心对促进火炬项目、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全国形成了一盘棋,对贯彻中央、国务院、科技部的指示、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化方面,科技部火炬中心与众多国际组织加强了联系,扩大了火炬的国际影响力;在孵化器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火炬计划的实施是一个漫长的改革过程。作为实施推进单位,科技部火炬中心走过的这30年,也是改革创新、砥砺奋进的30年。对于今天取得的成果,石定寰感叹:实属不易。
今年是科技部火炬中心成立30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石定寰认为,火炬中心要继续发挥其体制机制的优越性,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科技政策的部署,要更加注重构建创新创业生态,更加注重服务和普惠广大科技型企业,更加注重产业和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更加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更加强化工作的统筹性、实践性、普惠性,提升服务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的质量、效率和水平,补齐发展短板,做好融通、普惠和生态三篇文章,努力建设成为资源融通的专业化创新创业综合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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