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康：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名誉顾问。曾任国家科委委员兼国际合作司司长。先后任驻瑞士、英国科技外交官，驻美公使衔科技参赞，联合国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科技组中方主席、亚洲企业孵化协会高级顾问。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原会长、名誉会长。
吴贻康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既是我国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科技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又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及改善外交关系发挥了促进作用，是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面旗帜。70年来，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经济政治格局的发展，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经历了艰难曲折但充满生机的历程，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锐意创新，与时代同行。70年来，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外事工作者，他们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随着事业的跌宕起伏，也尝到了人生的喜怒哀乐。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参加到这个队伍，成为科技外交战线上的一个兵，在此后征途中，曾担任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国家科委委员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会长;在瑞士、英国和美国当了三任14年科技外交官，从随员到公使衔科技参赞。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我从事科技外事工作半个多世纪，走访了世界上五大洲35个国家。作为一个过了米寿的老人，我这一辈子科技外事的生涯留下了无限美好的回忆。在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回忆起自己亲身参与和见证的国际科技合作史实，仍历历在目，主要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革时期，中央和有关领导是如何运筹帷幄，提出方针政策;我们又是如何形成新的理念和策略，采取措施，拓展前进的。
纵观70年的历史，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始终贯穿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搬，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在改革开放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源，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发展，没有国际合作，不搞开放，关起门来是不行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也再次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要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未来的发展。”
(一)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对我敌视和封锁政策，我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一边倒”战略。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需求，我国先后与苏联签订了156项建设项目和122项科研项目的合作协议，并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苏，苏方派遣大量专家来华，形成了这一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主体，对新中国成立后科技经济发展起着奠定基础的作用。1952年中捷两国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开创了政府间合作的模式，嗣后同苏联和东欧各国也都签了合作协定。此外，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同很多亚非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交流关系。同时，冲破西方国家的阻挠，我国争取了钱学森等一批海外学者回国，成为我国建立自己相关学科的领军人和技术发展的奠基人，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几经调整，1958年成立的国家科委确定作为全国科技外事的归口管理部门，并统一负责科技外交官的派遣工作。
(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经济、科技合作中断，我国对外关系面临历史性的转折。中央调整了“一边倒”的战略，相应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也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要开辟对西方的民间科技交流，寻求从西方引进技术和设备。为此，中央决定从各部委抽调一批科技干部派到我国驻西方国家大使馆从事民间科技交流。当时西方国家中也只有英国、瑞士和瑞典与我国建交，可作为对外联络的据点。我就是于1960年年底从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调到国家科委，作为第一批派往西方国家的科技外交官，到驻瑞士使馆商务处任随员、三秘，工作五年半。那时瑞士使馆分管周围尚未建交的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事务，即西欧一片。后来我国才陆续和上述国家建交。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聂荣臻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多次强调要积极开展对西方国家的科技活动。当年我们就是发扬“千方百计”“见缝插针”的精神，在活动方法上一直遵循聂荣臻副总理的“耳闻目睹，公开合法”的教导。由于当时我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官方科技合作关系，所以要创造过去与苏联、东欧官方科技合作不同的新方式，主要就是技贸结合的办法。当时国内派遣科技代表团到西欧参观展览会和参加国际会议是一种主要方式，以便一个专业、一个行业考察，摸清国外技术情况和发展方向。另外，为了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专利技术，包括化工、石油16项和冶金、机械、无线电、仪表66项，要从技术上作引进论证工作，国内按项目组织代表团访问西欧。一般在国内先作调研，再到国外考察，提出建议，最后由外贸部门货比三家进行引进。当时我们总结了引进成套设备的“看、比、询、谈、买”五步工作法，国家科委将我们总结的参观展览会和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一共连同三个文件转发给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馆参考。现在看来这些经验是必然的规律，但当年也是在探索技贸结合中的创新。
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批示：“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因为西方国家学术活动量大面广，但有些对我国采取封锁，本来公开的资料也要辗转才能买到，所以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购买科技资料和学术会议文集，特别是会议预印文件以及美国科研单位和大学的研究报告，可以及早知道世界上各学科、各行业的发展动态，十分有用。此外，为配合国内经济困难时期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吃穿用问题，我们就收集了各种吃穿用样本、样品，供国内参考。
“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工作基本中断。1970年底我从湖南干校调回北京，作为第一批恢复派向驻英、法、瑞士使馆的科技外交官。我先到驻英代办处，后于1972年升为大使馆的商务处任三秘，工作四年半。这个阶段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工作仍然是采取技贸结合方式，参观展览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为引进成套设备和订货进行科技考察还是主要方式。聂荣臻副总理曾指出，在进口设备或商品中，可以派人出去学习有关技术，这是国际上通行做法。当时利用从西方引进成套设备和订货合同的机会，派人驻厂实习学习技术是一种新的做法。我在英国工作期间，我国从英国购买了大批三叉戟客机和机械化综合采煤设备，引进了罗斯罗伊斯公司斯贝航空发动机专利，为此，派遣了许多成组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驻厂培训实习，掌握技术，了解设计和工艺，效果很好，而配合好这些实习组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此外，还选购了大量报道科技发展的电影，及时为国内提供信息，为此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还建立了电影馆。
(三)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9月中央决定恢复国家科委，任命方毅副总理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家科委于1977年12月组建了外事局，我和一些老科委外事局同志在“文革”中被并入中国科学院，此时重新回到科委外事局，主要工作是开拓对西方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方毅同志主持国家科委工作期间，首先是搞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批判和纠正科技外事工作的极“左”思潮，解放思想顾虑，鼓励大胆开展工作。
关于我国对外科技合作的方针政策，方毅同志在1978年7月会见美国科技代表团时作了明确说明，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全面阐述。他说：“我们十分珍惜各国人民的友谊。我们把向外国学习作为一条重要政策。我们的基本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不是盲目排外，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我们都要学，把学习外国和自己独创结合起来。在科学技术方面，向外国学习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大大地发展与外国的学术交流，认真、虚心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除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科学人员的互相访问外，我们设想，还可以聘请科学家、教授来我国讲学，指导科学研究;聘请工程技术专家，参加生产技术的指导和建设工程设计、建造;交换科学技术情报资料;开展合作研究;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派遣科技人员出国进修等等。总之，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互相的交流合作，必定会对双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起到促进的作用，对双方都是有益的。”在1978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大家进一步肃清“四人帮”流毒，解放思想，迈开大步，全面开展对外科技活动，并相应制定了一批政策规定，大胆冲破禁锢，推动了工作的发展。他还特别强调合作交流要有来有往，并形象地说“如要宝中宝，就要珍珠换玛瑙，”这也成为我们在国际科技合作中要遵循互利共赢的一句名言。
西方国家看到我国转向发展经济建设，视我国为潜在的产品销售市场，遂以科技合作为先导。1978年1月法国总理巴尔访华时，中法两国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开创了我国与西方国家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的先河。方毅副总理于1978年10月率庞大的中国政府科技代表团访问了联邦德国和法国，这是我国首次派政府科技代表团访问西方国家。访问期间与德国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与法国签订了合作协定项目协定书，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签订了合作协定。代表团参观访问了许多著名科研机构和企业，受到两国领导人和科技界、工业界的热情友好接待，为我国与这两个国家科技合作起了奠基作用。我有幸参与了组织联络工作和协定文件的准备，并担任助签，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学习机会。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阐述了对外开放，扩大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和引进技术的必要性。随后1982年我国又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发展战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相应国际科技合作要为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研究三个层次的科技发展计划服务。1983年我国做出引进人才的决定，并建立了专门机构。1985年我国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先后颁布了专利法、商标法、技术合同法和著作权法，为进一步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创造条件。
由于我国经济日益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科技合作也有很大的发展。在1978年中法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后的两年多内，我国与西方11个主要国家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1979年1月中美建交，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与卡特总统签订了中美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80年中日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1984年中苏正式恢复科技合作关系。我国除与东欧、亚非保持发展科技合作关系外，还开拓了与拉美的科技合作关系。总之，那十多年是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发展极快的时期，到1989年年底，与我国建立科技合作交流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08个，其中与56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民间科技合作交流则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我国已基本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全方位国际科技合作局面。
今年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订40周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抓住时机，主动调整对外政策，外交上执行“一条线”战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以民间渠道名义开始了科技交流。1978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率政府高级代表团访华，与时任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成为日后各领域合作的前奏。1979年中美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后，在此总协定下陆续签订了许多专业合作议定书，并建立了高层次的科技合作联委会，成为当时内容最广、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个中美协定，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支柱之一。开始阶段双方都抱有很高热情，局面迅速展开，1982年到1985年，在我任驻美科技参赞阶段正处于中美科技合作的黄金阶段。回顾40年来双方都在合作中受益，美国是我吸取先进技术、学习创新理念和机制、培养和引进人才的主要国家之一，但中美科技合作也受外交政治关系的影响，不同时期随之跌宕起伏。如1989年春夏之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制裁，中美科技合作受到严重影响。对此，我方积极应对。我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外交关系是建立在双边战略利益基础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起伏，外交斗争是动态的，但科技合作是建立在相互需要和互利基础上，双方存在着利益驱动，有其自身规律，相对超脱。因此，科技合作不必时时事事与外交斗争绝对同步，而要运用科技合作的特性，抓住不同时机，灵活运用，开展合作。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经过艰苦的工作，到1992年恢复了我国对外科技合作的局面，特别是恢复对美合作。可以说，科技外交是当时打破西方“制裁”的一个突破口，被外交界传为佳话。
40年来，中美科技合作已从开初政府官方合作发展到包括政府间合作、与企业合作、与地方上和民间合作、与留美学人合作四大方面，经多方努力，向更广、更深发展。但美国为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推行强权政治和统治科技领先优势，中美科技合作从开始就一直存在技术转让斗争。美方不时挑起事端，制造障碍，如1999年美国会出台“考克斯报告”，恶化中美关系，毒化科技合作;2011年美国会又通过“沃尔夫条款”，禁止空间等领域与我合作。2018年起美国进一步认定我国为其主要“战略竞争者”，挑起贸易战，实质为遏制和打压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这必将影响中美科技合作的开展，我们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事实上，现在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中美关系会继续在曲折中前进，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国的发展，也不能阻断中美科技界的交流，我们将遵循“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精神，继续开展对美科技合作，合作共赢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际科技合作事业也面临新挑战和新任务，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引领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精准地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现在我国科技已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存阶段，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科技大国，有的领域已占领先地位，我们更有坚定信心和能力将国际合作推向前进，让科技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现在我国已与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交流关系，签订了11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科技合作组织，与许多发达国家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建立了721个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合作对象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多边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G20创新科技部长会议、APEC科技工业组、亚洲博鳌论坛、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中国东盟合作和中欧合作等组织和活动中，科技外交的地位日益提升。国内的国际大科学大工程计划，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雄安新区建设和北京、上海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战略布局也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
(五)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国家科委分析认为，中央各部委的科技外事工作已有相当基础，有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科技外事工作的重点和注意力已到了应向地方倾斜的转折时期。国家科委联合外交部于1986年4月发布192号文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城市的科技外事工作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由地方科委归口管理”，从而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地方科技外事归口问题。我在1986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外事工作会议报告中提到：“近年来，我们对地方科技外事工作已逐渐重视起来，但做得还不够。中国经济要振兴，社会要向前发展，光靠中央不行，全国各地都必须行动起来”。宋健主任在最后讲话中说：“把国际科技活动和科技合作项目引向省、区、市，引向内地，引向边远地区，这应该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下发的会议纪要通知中明确提出：“希望各部门和地方对科技外事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尤其是对地方的科技外事工作要给予更多的扶植和帮助”。可以说，192号文件和第四次科技外事工作会议吹响了科技外事工作向地方倾斜的号角。嗣后，我主持于1987年4月在厦门召开的第五次全国科技交流中心会议和1988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科技外事工作为沿海发展战略座谈会上，都专门研究如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推进地方对外科技交流工作，核心在于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当时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安排政府间合作项目和国际会议有条件的尽可能引向地方;国家科委和国际合作局负责组织的出国团组都吸收地方同志参加;协助地方举办技术展览会和技术贸易活动;为地方引进智力和派出进修开辟渠道;吸引地方干部到国际合作局实习工作;允许地方可以直接与我驻外科技机构联系等。
在开始阶段，我们曾办了几件实事。如1988年为贯彻中央关于支持“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民办技术企业的发展，扶植他们向外向型转化，由中国科技交流中心与8家高新技术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协助其了解国际市场信息，建立国外合作关系，开拓出口渠道等。针对当时出国手续繁琐问题，在中关村试点的基础上，国家科委联合有关单位制定简化办法，由国务院批准后颁布实施，解决了高新技术企业人员出国难题。这些是科技外事工作促进我国高新区国际化工作的开端。
1991年10月，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科技组在上海举行了科技工业园研讨会，由我作为科技组中、美两主席之一负责组织、主持此次会议。会上9个国家和地区作了12个案例报告，我国中关村、深圳和上海漕河泾科技园作了报告。宋健主任在主旨发言中阐述了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方针和意愿，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科技园区的国际会议。1996年我国政府批准北京、苏州、合肥、西安、烟台5个高新区作为对APEC开放的工业园区，我国还先后与新加坡、俄罗斯、德国、白俄罗斯等在地方合办高新区。今日全国高新区已成为地方上对外开放和科技合作的重要窗口。
1986年起，国家科委积极投入全国扶贫工作，从各局抽调人员参加开发团，并要求各司局发挥自己的特长。大别山革命老区为国家科委分工扶贫区，1987年10月，我和扶贫办马彦民同志到湖北黄冈地区，与国际合作局派去扶贫的于鹰同志一起走访调研后，提出“科技外事为科技扶贫助一臂之力”的思路，根据当地的资源产业特点和需求，将对外合作的项目和人力资源引向地方基层。宋健主任于11月批示：“我完全同意贻康、小马的一些意见。外事工作要为农村经济振兴多做些实事。这对大家真正了解中国国情，推进星火计划都有好处。”嗣后，这一思路便在宁夏、贵州、河北等扶贫地区推广。
为了让外国驻华科技外交官了解我国各地科技发展特点以促进合作，国家科委组织他们到各地去参观。1986年6月，针对美、法航天飞机和火箭相继出事，我国愿提供国外卫星发射服务。为此，国家科委出面组织七国驻华科技参赞和官员，由我带队参观西昌发射基地和绵阳中国气动力研究发展中心，效果良好。取得首次经验后，在以后3年间，国家科委又组织过8批外国使节到各地参观，我还陪同去过天津和武汉。宋健主任于1988年7月批示：“丽兰同志并贻康同志：这项活动效果非常好，有创造性!几次这类活动都得到了好的结果，建议坚持下去，以带动地方外向型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的开放，同时，也使使节们了解我国的真实情况。希望今后结合沿海发展战略和火炬计划，事先有目标，吸引外资合作。这些外交官的影响是很大的!”
国家科委为发展中国家举办专业技术培训班是我国技术援外的一种重要方式。1990年3月在北京蔬菜研究中心举办第一个“国际蔬菜培训班”以来，此类培训都是根据各地特长由地方承办，既培训了国外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扩大了外交影响，促进了科技经贸关系，成为人文外交的一个内容。这项活动30年来从未中断，现在更是成为了“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1987年，在宋健主任领导下，我参与引入了企业孵化器理念，积极推进国际化工作。国际科技合作协会配合在北京、上海、苏州、天津、西安、武汉、成都、重庆和广州建立了9个国际企业孵化器(IBI)。1998年，在取得上海举办企业孵化器国际培训班经验的基础上，我参与促成建立东南西北中五个IBI国际培训基地和举办西安APEC孵化器论坛，成为国际化工作的突破口。1997年，中国国际企业孵化器网络成立，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组织，9个IBI每年轮流举办网络年会，构筑各地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平台，共办了18届，我参加了16届，并参与组织工作。当年企业孵化器的国际化工作成为现今各地“双创”国际化的根基。
地方科技外事工作有个利用地缘优势的问题，所以国际合作司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将研究不同地区和国别的研讨会都放在相应的地方召开。如1992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对东南亚国家研讨会;1992年12月在威海召开的对韩国研讨会;1993年6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对独联体和东欧研讨会;1994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对中亚、西亚研讨会;1997年4月在成都召开的第二次对独联体和东欧研讨会，以及1994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促进地方对外科技经济合作一体化研讨会”。为了加强地区间的科技外事工作联系合作，交流经验，合作协会与地方联合组织分片联系会议，如1998年8月在天津塘沽举行的华北、东北片会;1999年4月在广西北海举行的中南、西南片会;8月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北方片会等。
今日看到地方科技外事工作蓬勃发展的局面，已构成全国科技外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当年国家科委科技外事工作向地方倾斜的战略决策和所采取的措施是十分正确和有效的。
(六)
做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关键要有一支优秀的科技外事干部队伍，要具备优良的作风。我于1985年年底从美国回国主持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司工作的五年中，我们根据当时国家科委“团结、实干、高效、服务”八字委风，结合科技外事工作特点，提出要树立“满腔热情，冷静思考，雷厉风行，协商共事”的作风。因为我们是全国科技外事工作归口和审批单位，国家授予了一定权力，所以要特别注意对事、对人要满腔热情，给人以方便，这是搞好工作的基本态度;由于科技外事工作涉及对外关系，所以既要积极进取，又要从外交和宏观的角度冷静思考，贯彻中央当时的国别政策，遵守外事纪律;针对涉外工作的特点，办事要雷厉风行，不能贻误时机，要既快又准;由于科技外事工作涉及许多相关部门的配合协作，所以要提倡与其他部门协商共事的风气。在这种作风的指导下，全司才形成一个战斗集体，在委里多次被评为先进党支部。而领导班子的以身作则和团结尤为重要，当年共事的司领导班子先后有石广长、潘志远、汤卫城、刘永翔和沈庆鉴同志，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奋斗。在1989年2月国家科委专门研究科技外事工作的委务会议纪要中还提出，要发扬我们所提的作风，我也在培训班中宣传这种作风。
建设科技外事干部队伍特别要提高干部素质，为此，国际合作司从1996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科技外事干部培训班”，由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承办，办成了一个高质量的班，创出了品牌，坚持至今未断过。培训班使新同志获得基础知识，便于进入业务角色，使老同志更新知识，掌握新形势，开拓新视野。开始阶段我参与设计组织课程，自己也编教材授课。我们还根据发展需要办各种培训班，如办过几期“对外合作中知识产权培训班”;又如1993年举办了“科技外事干部提高进修赴美培训班”，由我带队组织25个省市科委外事领导参加，到美国了解世界上科技经济合作一体化的观念和发展。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国家科委1991年支持在上海工业大学创办科技外事专业，由我与校方共同制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课程设计。在工科三年级选拔学生，再上两年科技外事、外交、经贸课程，强化外语，五年毕业。第一届除我自己授课外，还聘请国家科委黄坤益、贾蔚文、彭斐斐和徐新民四位老师赴沪授课。后由于学校调整变迁共办了9届，有310位毕业生，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了复合人才的优势。
我们要培养科技外事干部软科学的能力，以便能够根据不同阶段国内外形势、环境的变化，具有敏感性和前瞻性，抓住出现的苗头，进行调研作出判断，为决策提供依据，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开拓前进。我自己在职和退休后除主持多项软科学课题研究外，一直倡导科技外事干部也要养成这种风气，组织新老同志一起参加，这也是增加我国科技外事软实力的一个方面。如每年组织“对外科技合作国别研究”“世界科技发展年度述评”“中国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发展战略研究”和“对外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等。在2002年还组织“五科”共同开展了对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的国别研究和研讨会。又如1995年根据当时外国在华合办研发机构的现象，对我国利弊得失引起各界关注和争议，经我建议，国家科委立题进行联合调查，分析认为利大于弊，形成1997年国家科委颁发中外合办研发机构文件的依据。1999年我又开始主持对跨国公司在华独办研发机构进行调研，一直到2007年，明确来讲，也还是利大于弊，要在与其合作互动中达到合作共赢。因此，国家制定了明确方针，鼓励外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华合办或独办研发机构。
国家培养一个科技外事干部很不容易，1992年成立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的目的之一是要发挥部分离退休干部的作用，组织各种活动让他们继续作贡献。我于2009年创办了“国际合作沙龙”，到2012年办了8期，由北京海淀、丰台园区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分别承办，针对中小企业走出去和兴办海外孵化器、在国外兴办研发机构、中美科技合作、国家科技合作软实力和弘扬科技外事优良作风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也邀请老同志参加，提供一个交流献计献策的平台。国际合作司从2002年至2015年编辑出版了六辑《国际科技合作征程》，老同志所撰写的回忆留下了宝贵史料和精神财富，让后人学习受益。
(七)
我国国际科技合作事业是一幅壮丽的画卷，我所写的只是自己经历的片段和体会。为了完整地记录这段历史，在建国50周年时，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和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编辑出版了《当代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史》。这本书由国际合作司老领导陈冰同志倡议，1994年9月批准立题，1995年6月合作协会理事会讨论通过编写方案，由我和合作司王绍祺司长担任主编，陈长燧、徐新民、梅金芳三位同志分工按历史时期执笔编写。我们到有关档案馆查阅、收集了中央部委和地方的大量资料，为了做到图文并茂，由孙毓珍同志和我负责选编了430张历史相片，其中有我提供的100张。我们曾多次组织不同时期科技外事工作领导和干部进行研讨，得到“五科”外事部门的大力支持。宋健、周光召、朱丽兰、路甬祥和张存浩“五科”领导应邀担任顾问并审阅稿件。中科院路甬祥院长审阅文稿后复函：“贻康同志：来函收悉。文稿已阅，深受教益。文稿史实内容精到，涵括了中外科技交流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事例，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历时四年有余，数易其稿，《当代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史》终于在1999年9月9日建国50周年前夕在友谊宾馆隆重举行了首发式，科技界、外交界老领导，以及14个国家和联合国驻华外交官共130人出席，实为科技外事界一次盛会。大家对《合作史》的出版深感兴奋，在我对该书内容和编辑过程做了说明后，有关人士纷纷发言，最后由宋健主任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觉得我们这本书的出版，全面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50年来在对外开放中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记录。该书做到了既忠实于历史事实，又不拘泥于历史细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还引用司马迁的话，说：“这本书值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他还专门对参与编写此书的同志说了一段：“吴贻康同志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是我们大家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在对外科技合作事业中贡献了40年的心血，1990年退休后，他发起组织国际科技合作协会。在他的领导和很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本书才得以出版，他们是用一生的心血和奋斗来写这本书的。我再一次代表我的朋友和我的同事们向吴贻康同志和其他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们、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佩。”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国外交系统要总结新中国60年来的外交理论和实践，梳理核心理念和基本经验，在国务院和外交部领导下，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于2009年9月组织召开新中国60年外交理论研讨会，并出版《新中国外交60年》文集。编写科技外交方面的任务，通过科技部交到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由我执笔写了《新中国60年的科技外交》，并载入文集。我将科技外交的规律和理念梳理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要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科技外交;二是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开展科技外交;三是要抓住时机开展，不必时时与外交同步;四是要以人为本，开展人民外交;五是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六是要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举，并以60年的实践加以阐述。
“纪念新中国外交60年暨2009年慰问驻外外交人员亲属联欢会”于2009年12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是由外交部牵头，与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总参情报部六个外事口联合主办，中央电视台承办，向世界各地我国260多个驻外机构5000余驻外人员直播。有新老外交官、驻外人员亲属和有关部门领导和干部6000余人参加，我们科技部有300人出席。当年我们已在46个国家、68个使领馆派有130余位科技外交官，战斗在科技外交第一线。我和彭斐斐将写有给驻美科技处同志寄语的“亲情卡”挂在大厅“亲情树”上，深深思念中美建交后在那里开创中美科技合作工作的远方同志。联欢会的主题是《我和我的祖国》，在新老外交人员讲话和众多表演后，最后一个“压轴”节目是请6个部门选60对外交官夫妇上台，接受儿童鲜花，科技部选我和汤卫城、刘昭东、王勉铄、靳仲华夫妇上台。主持人董卿说这些伉俪中有的已经携手走过50载春秋，从青丝到白发，见证了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和成就。当年我和彭斐斐结婚52年，金婚已过，也进入了这个行列。根据节目安排，要求6个部门各推一对老外交官站在前排，接受各部部长的献花，我俩获此殊荣，接受科技部万钢部长献花，这是我们从事科技外交工作一生中的荣誉。最后歌唱家张也领着我们和老干部合唱团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大家激情涌动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现在重温书中保尔·柯察金所讲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深感自己为祖国科技外事事业做过一份贡献，也是实现了人生价值!
